作者：王雪莉（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成都大运会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举办的首个大型综合体育赛事，也是西部地区首次承办的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更是后疫情时代全球首个世界青年体育盛会，备受国际国内社会高度关注。当今，大型体育赛事已超出“单纯的体育竞技”范畴，成为全球化、多元化、数字化等多元素融合的国际交流平台。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作为一场全球青年体育盛会，不仅是展现全球青年运动员努力拼搏的赛事平台，更是一场世界各地文化交流的盛会，也是一个文明互鉴、美美与共的舞台，对于城市文明的发展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不同类遗产对于城市文明发展展现出不同的推动作用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举办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催化剂，为形成和谐互助的人际关系、奋发进取的工作精神和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的社会风气营造了理想的时机。此外，体育赛事中蕴含着公平、竞争、友谊、团结、不言放弃、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受到这种体育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广大人民无形之中能够提升自我对日常生活的挑战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同时，体育比赛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交场合，观众在观看大型体育赛事时，全身心投入在赛事氛围之中，受到赛事的浸润和感染，会把许多在赛事中感受到的思路运用到自己的实际生活中，保持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
可以说，大型体育赛事中体现出来的体育精神，早已超出了体育运动本身，内化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信念和追求，尤其是体育赛事的口号、理念和誓言等，它们是对赛事的初步构想和定位，承载了主办方对赛事多元价值的期待，它不仅仅能够作为一种赛事遗产被传承下来，而且能够内在地推动城市文明的建设与发展，为城市的发展赋予一种更独特的文化符号。通过笔者对赛事遗产的研究发现，近十年来，大多数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承办方主要致力于打造和保留四方面的赛事遗产，即经济遗产、基础设施遗产、环境遗产和社会遗产。这四方面遗产恰恰能够与推动城市文明进步与发展直接联系起来。
经济遗产是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所带来的巨大而特有的经济增长、新的就业机会、更多的商业和投资机会等。在赛事筹备期间，举办地政府可能会开展的工作包括，新建或改造赛事场馆并将其周边区域发展为城市体育综合体，丰富各赛区的衍生互动功能，并对游客观赛的路径和动线进行设计，推动赛事场馆和现有城市旅游空间之间的引流和融合。在赛事举办期间，大量的观众、游客、媒体涌入举办地，促使消费需求和服务需求迅速膨胀，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而赛事举办期间密集的宣传也能够助力城市树立了良好城市品牌形象，进一步扩大城市的影响力，为赛事结束后城市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基础设施遗产是指围绕体育赛事而开展的城市结构升级和体育场馆修建，涵盖交通、电信、住宿、商业中心、大众休闲场所、比赛场馆等所有与赛事顺利举办相关的城市网络建设。可以说，基础设施遗产是四大赛事遗产中最容易识别且最易转化为服务民生的社会公共资源，因此赛事举办方通常会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分配到城市网络各建设环节，意在充分发挥大型赛事的“引擎效应”。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举办地政府往往以举办赛事为契机，完善城市基础服务设施，包括交通设施、住房设施、商业配套设施、娱乐设施等。短期内，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保障赛事的顺利实施，长期则可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为民众工作生活的便捷性、现代化、集约度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
环境遗产是指政府以“绿色”办赛为契机进行的促进自然环境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举措。近年来，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举办地政府逐渐深化了对绿色环保概念的认知程度和执行力度，从过去的“将办赛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逐渐升级为“通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为城市创造、保留‘环境遗产’”。
社会遗产是指大型体育赛事对当地民众的心理和行为的长远影响，以及民众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体育赛事而获得的技能和经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民众对城市好感度和满意度的提升,以及民众对家乡荣誉感的深化。最常见的社会遗产主要体现在通过举办大型赛事向民众传递的体育精神和价值观。如果从有形的方向理解社会遗产，政府可以以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为抓手，与商业组织、社会资本等利益相关者合作，在合作中优化地区、文化和产业的管理流程和组织模式，打破藩篱，创造新的城市体验。
大运会绘就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画卷
文明，从词源看，对应的英文“civilize”出自拉丁文“civis（公民）”和“civilidas（有组织的社会）”，这种结合表达出公民的文明主体地位、文明的社会状态等结构性意涵。城市文明，则指处于一种先进的城市社会和文化状态，其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市民意识、民主政治、法律规范、礼仪举止、思想文化、风俗习惯、艺术体育、公益慈善、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而且城市居民能够在城市中安居乐业，并形成良好的城市生活方式与风尚，比如遵守公共秩序、注重礼让和讲究卫生等。
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是一项十分繁琐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持续周期长，投资金额巨大，是对举办地政府决策能力、统筹协调能力、执行控制能力、创新能力的全面考验。举办地在解决赛事筹办各类问题的过程中，也能同步达到提升政府综合治理能力、改善政务服务质量、提高行政办公效率等一系列目标，真正实现“办赛惠民、办赛兴城”。比如在伦敦获得奥运主办权后，为兑现申奥时许下的承诺，伦敦奥组委于2009年成立了一家负责监督伦敦奥运会遗产项目实施的慈善机构——“国际激励基金会”。到2013年，该计划成功在20个国家培训和支持了23万名教师、教练和青年领袖，帮助了1567万儿童，有37个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时受到了这项计划的影响。
成都大运会从申办、筹办、两次延期到最终开幕，在整个过程中也充分践行了“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的重要指示精神，秉承着“办赛、营城、兴业、惠民”的体育发展理念，成都迎难而上，不仅筹备工作得到国际业内人士的高度肯定，并在积极探索如何以大运会为契机赋能城市发展与文明进步，“成都成就梦想”的大运会口号，也体现了大运会不仅是一场赛事，是全世界年轻人成就梦想的舞台，更是成都发展的目标和开放的姿态，成为成就梦想之城，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到成都立业兴业，幸福生活。
大运会与其他大型综合性赛事不同的一点，因其参与群体的年轻化而拥有的赛事本身独特的教育价值和文化交流价值，而这两种价值对于精神文明的促进作用就更直接了。
作为疫情后全球首个世界青年体育盛会，“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也被融入到各种环节。在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上，就有许多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惊喜，比如将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与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进行了大胆的嫁接融合，结合了民族声乐唱法、美声唱法与通俗唱法，力求体现一种对全人类艺术的尊重，开创出新的表达和语境；又比如将各种运动声效、电子音乐与川剧、成都方言进行杂糅与混搭，完成一种跨界、融合的音乐表达。在大运会开幕后这几天的各个项目的比赛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全世界不同国家青年人身上那种共同的青春气质和运动魅力。
在赛场上，青年人基于共同遵守的赛事规则和体育精神，展示自己的能力，彰显自己代表国家的文化气质；在赛场外，青年人共同体验成都的各种文化魅力和城市风格，这就是一幅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画卷，也会是大运会持续带给成都，带给中国，带给世界的价值所在。
